「老大哥」一直都在

「老大哥」一直都在

2009-03-18 10:42:00　來源: 東方早報(上海)

　　信息技術的發展，並沒有改變個人隱私與國家安全之間緊張關係的本質，但確實在表現形式和處理方式上，對所有人——無論是普通的信息技術的用戶，信息技術的開發者，以及國家安全政策的制定者——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1998年，黑人影星威爾·史密斯主演了《國家公敵》一片，扮演無意中撞破國防部副部長惡行的青年律師，結果被副部長派特工在手錶、鋼筆、鞋子乃至內褲裡裝了一堆的信號追蹤器，順帶關閉了他所有的信用卡，弄得他身敗名裂，入地無門，最終被迫在一名退休國安局特工的幫助下展開絕地反攻。

　　十年之後，反恐與伊拉克戰爭背景下的《謊言之軀》登場，英俊小生萊昂納多·迪卡普裡奧一頭紮到中東沙漠與恐怖分子鬥智鬥勇，順帶充當國家間情報合作的犧牲品：最終他的上司默許了約旦情報機關用小萊充當誘餌，引出了恐怖分子大boss，最終特工在被現場實拍斬首錄像前的一瞬間獲救。

　　與《國家公敵》一樣，信息技術在《謊言之軀》中扮演了同樣重要的角色，但與《國家公敵》相比最大的變化在於，隱藏在前線特工背後的是大腹便便的羅素·克勞，他已經不需要借助專門安裝的追蹤器來定位，只需要追蹤手機信號就可以實現全球大追捕了，而前線特工的任務就是確定手機號碼的主人是誰。

　　劇情十年的演變，披露的是信息技術發展對於國家監聽能力的共享，電影藝術化的手法揭開了在幕後支撐美國全球反恐戰爭的龐大技術體系的冰山一角，由此更提醒人們有必要認真思考一個經典命題：如何正確處理技術進步、國家安全與個人隱私之間的關係。

　　基於個人主義傳統和自由主義立場的傳統西方精英始終對於技術進步有著比較悲觀的看法，1949年問世的《1984》一書中刻畫的「老大哥」借助無處不在的「屏幕」（很像後來遍及家家戶戶的電視）來監控每個人的言行，並對輿論與思想自由實施了強力的鉗制，展現了一副令人悲觀乃至絕望的圖景。從那時，西方社會的基本價值取向就是將個人隱私置於優先保護的位置，除非有特別的理由，不得損害。

　　另一方面，最經常被用來要求個人隱私作出犧牲的理由，就是「國家安全」。畢竟個人隱私與國家安全之間的張力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如果地球上所有的個人通信隱私，包括本·拉丹的，都神聖不可侵犯，似乎也並不是一種真正理想的狀態。

　　差不多在《1984》問世前的1948年，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建立了主要用電子信號監聽系統進行信號情報搜集的「梯隊系統」，到了1967年，「梯隊系統」變成了五國間相對更加開放和透明的「五國高級反情報人員會議」（CAZAB），每18個月召開一次。持續的情報合作與技術的發展使得「梯隊系統」發展成為了全球最大的監聽系統。同時，冷戰環境下劍拔弩張的兩強對峙還促成了美國國家安全局從1947年到1973年實施了龐大的「三葉草項目」（ProjectofShamrock），複製每一份打進/出美國的國際電報並留底，作為反間諜的必須。

　　冷戰結束後，直到「9·11」恐怖襲擊發生之前，西方國家主流輿論的取向是認定不應該繼續為了國家安全而犧牲個人隱私，國家對信息監聽的能力應該削弱而非強化。那時媒體披露了美國聯邦調查局在ISP服務器上安裝名為「食肉動物」的監控軟件，搜集特定嫌疑人的信息，該消息立刻引發了廣泛而一致的批判，民眾顯然無法接受這個現實：聯邦調查局居然有可能真的變成了《1984》中的「老大哥」。

　　2001年「9·11」恐怖襲擊的發生，某種程度上使得「國家安全」再度獲得了凌駕於個人隱私之上的必要性。同時，如同《謊言之軀》中所展示的，技術的進步也大大降低了監聽的難度：1998年時要監聽一個個體，還需要費心在他身上裝個追蹤器，到了2008年只要弄清楚特定對象的手機號碼，一開始打電話，立刻就會有衛星來關注他。另一個比較自然的結果，現在螢幕上恐怖分子的行為特徵已經不再是面目猙獰、滿身肌肉、揮舞著AK-47到處亂射的暴徒，而是習慣於「打一個手機換一塊sim卡」的普通人。

　　個人隱私與國家安全之間的緊張關係，是一個有著悠久來源和歷史的古老問題。信息技術的發展，並沒有改變問題的本質，但確實在表現形式和處理方式上，對所有人——無論是普通的信息技術的用戶，信息技術的開發者，以及國家安全政策的制定者——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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